【文/观察网专栏作者鲍韶山】配资投资
2026年1月3日深夜，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了对加拉加斯及周边区域实施空袭的行动，并以特种部队从其住所强行带走了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配偶。特朗普政府将此次行动描述为针对所谓毒品贩运的“执法行动”，但这无疑是一起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袭击。此次行动该行动不仅伴随轰炸，更将委内瑞拉总统及其配偶公然绑架到公海之上的美军两栖攻击舰（USS Iwo Jima）。
这一行径不仅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背，也清晰折射出美国持续衰落的现实。当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茜·罗德里格斯谴责此举为旨在掠夺该国石油资源的绑架时，国际社会的反应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霸权的式微。该行动非但未能展现不可动摇的实力，反而揭示出一个超级大国在影响力衰退之际，是如何转向赤裸裸的强制与胁迫手段。
在缺乏任何国际授权或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绑架一国主权领导人，这违背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明确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侵犯国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而此次空袭及将委内瑞拉总统绑架至纽约受审的行动，正是对这一原则的践踏。
特朗普与格雷厄姆在“空军一号”上接受记者采访法新社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本·索尔将其定性为“非法侵略”，并与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广泛谴责形成呼应。在美国国内，包括众议员德莉娅·拉米雷斯在内的声音指称其为“战争罪”，并将其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一系列干预历史相联系。而这些干预留下了贫困、流离失所与长期动荡的遗产。
特朗普宣称美国将对委内瑞拉实施“监管”，直至出现“合适的过渡”，这毫不掩饰地暴露其真实意图：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非禁毒，而是类似在伊拉克或叙利亚进行的、以资源控制为目标的攫取。在一个霸权不再稳固的世界里，此类行为不会传递出美国实力依旧的信号，反而透露出霸权绝望的痕迹。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在其著作《美国权力的衰落》（2003）中指出，美国霸权于1945年至1970年间达到高峰，随后在经济竞争者崛起、越南战争创伤、去殖民化进程及1968年意识形态冲击等结构性因素推动下逐步衰退。
至21世纪初，军事优势仍是其影响力的主要支柱，然而过度使用这一工具反而加剧了其霸权的脆弱性。正如对其论点的一种概括：美国越是公然滥用其残存的军事余威进行过度扩张，其实际力量就越显衰弱。
委内瑞拉的案例生动体现了这一机制。此次行动的单边性质，凸显出其权力的界限：它疏远了合作伙伴，也刺激了对手的反弹。普京关于潜在全球升级的警告，正是这种反弹的体现。从墨西哥到巴西，拉丁美洲国家正通过外交与经济途径动员起来，共同抵制这种新殖民主义行径。
沃勒斯坦在其2006年的《美国权力曲线》中指出，9·11之后的单边主义，如何将原本缓慢的下滑过程转化为更为剧烈的快速下坠：旨在重申霸权的对外干预，非但不能巩固主导地位，反而会不断消耗资源、侵蚀同盟基础，并催生更广泛的抵抗。
这与反复出现的历史相互印证：猪湾事件、入侵格林纳达、入侵巴拿马、伊拉克战争，几乎无一不以反噬收场，并在当地社会不断沉淀怨恨。在委内瑞拉，长期制裁与外部干预削弱了经济基本面并推动人口外流，但马杜罗政权仍得以通过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的联系维系其统治韧性。
如今，此次绑架行动可能触发代理人层面的升级，乃至引发更广泛的地区性冲突；委内瑞拉领导层已公开誓言抵抗。按照沃勒斯坦的判断，处于霸权晚期的国家在经济与文化支配力衰退之际，往往转向“军事逞强”。
而这种做法通常会让霸权国家的遭遇挫败，进而加速多极化进程。在这一语境下，当更为隐蔽、精细且制度化的控制方式失灵时，暴力胁迫便被衰落者攥紧，成为最后的手段和最后的工具。
如果要更为深刻地理解此次美国入侵委内瑞拉背后所折射出的美国衰落之本质，就必须上溯至更深层的经济帝国主义根源。这也是过去一个多世纪种，华盛顿一直以来所依赖的路径。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石油储量，这一结构性资源优势长期使其成为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觊觎的重点目标。
早在19世纪，华盛顿便已插手委内瑞拉事务；而20世纪初石油的发现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介入。在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统治时期，这位以腐败著称的统治者积累了相当于当今数十亿美元的财富——美国石油公司如标准石油以及荷兰皇家壳牌获得了利润丰厚的特许权。
委内瑞拉20世纪中期民主政治的重要人物罗慕洛·贝坦库尔特曾将戈麦斯描述为“外国势力控制委内瑞拉经济的工具，是强大外部利益的盟友与仆从”。
这种剥削性结构在随后的政权更迭中并未终止。美国支持了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的高压独裁统治：其安全力量采用酷刑，杀害数以千计的人，但同时向跨国公司提供极为优厚的条件。华盛顿向希门尼斯授予“功绩军团勋章”，并协助其国家安全局镇压异议。
即便在希门尼斯倒台、建立名义上民主的1958年之后，美国影响仍通过经济杠杆以及支持反左翼力量等方式延续并固化其影响力。其政策逻辑清晰可辨：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策略优先考虑石油资源的获取与相关利益安排，而非委内瑞拉的主权诉求或人权状况。
至20世纪末，这种经济支配不断累积并诱发系统性危机，为玻利瓦尔革命的兴起铺垫了社会与政治条件。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委内瑞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受美国支持机构的压力下推进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往往以紧缩措施为核心，重创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平。
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委内瑞拉国内贫困率从1979年的不足20%飙升至1999年的50%以上，引发大规模动荡，例如1989年的“卡拉卡索”骚乱：安全部队在民众抗议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杀害了数百人。
查韦斯是整个南美反美斗争的旗帜
腐败蔓延、不平等加剧，以及民众对由精英控制的政治体系日益疏离，最终共同构成变革的沃土。乌戈·查韦斯汲取西蒙·玻利瓦尔的独立、反帝与社会正义理想，在1998年选举中胜出，并承诺将石油财富重新导向人民。
其“玻利瓦尔革命”推动关键产业国有化，资助教育、医疗与减贫等社会项目，并显著降低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在1999年至2011年间从接近0.5降至0.39。
美国的回应迅速且惩罚性强烈。随即华盛顿将查韦斯的资源民族主义视为对企业利益与意识形态霸权的双重威胁并升级干预。美国曾在2002年对一次政变提供了默许性支持，而这次政变短暂推翻了查韦斯。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则在2006年以武器禁运的形式正式启动，其理由是委内瑞拉在反恐与禁毒方面“不合作”。
在特朗普任内，制裁进一步扩展为金融限制（2017年E.O.13808禁止美国参与委内瑞拉债务及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相关交易）、石油部门禁令以及对第三方的次级制裁。拜登政府曾提出与选举让步挂钩的临时减免机制，但又在2024年选举争议中重新加码。这些措施重创委内瑞拉经济，加剧短缺与迁徙，却未能实现推翻政府的目标，直至2026年的军事干预。这场干预遂成为数十年经济战争与政权更迭诉求不断累积之后的“逻辑终点”。
委内瑞拉的这一叙事，也嵌入美国在拉丁美洲更广泛的政权更迭史之中。斯蒂芬·金泽在其2006年著作《推翻：从夏威夷到伊拉克的美国政权更迭世纪》（Overthrow: 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中对此做了细致梳理。金泽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策动并推翻了14个政府，往往以经济利益为核心驱动，同时辅以意识形态与安全叙事作为正当化包装。
在拉丁美洲，这一模式可追溯至帝国时代：美国在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实施干预，由美军或其代理人接管关键事务，以确保资源与市场通道。
冷战时期，“反共”进一步放大并制度化了这些行动：1954年由中情局策动的危地马拉政变推翻了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其直接诱因在于土地改革触及联合果品公司利益，最终引发持续数十年的内战，并造成数万人死亡。
在智利，美国支持1973年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并扶植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建立独裁统治，导致3000余人遇害、数万人遭受酷刑。金泽将格林纳达（1983）与巴拿马（1989）界定为“入侵时代”的典型案例：以民主或反毒为名实施直接军事行动、推翻在任领导人，但其真实意图往往在于遮蔽资源攫取或战略控制等更深层目标。
金泽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些行动中反复出现的动机结构：保护跨国公司利益、遏制民族主义诉求、压制被视为左翼的威胁。然而，这类干预鲜少兑现其公开承诺。最初的胜利主义叙事，例如乔治·W·布什在伊拉克“任务完成”横幅下的姿态。很快便被更为混乱的现实所取代：长期不稳定、人权侵犯，以及反美情绪的反弹。
在危地马拉，政变诱发游击战争并最终演变为针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智利的皮诺切特时代固化了不平等与高压统治，进而助长地区怨恨；古巴猪湾入侵的失败（1961）不仅令美国颜面尽失，还巩固了卡斯特罗政权，并鼓舞了整个拉美的革命者；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对桑地诺主义者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战争，造成广泛暴行，却仍未实现持久的政权更迭。
即便如巴拿马“正义事业行动”这类表面上看似“成功”的案例：推翻曼努埃尔·诺列加。这场行动同样带来短期混乱与长期对美国意图的深刻疑虑。金泽据此认为，这些干预往往播下不稳定的种子，侵蚀美国信誉，并滋生其声称要消除的那些威胁。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狱中札记》中的洞见，在此尤具启示意义：“危机恰恰在于：旧的正在死亡，而新的尚不能诞生；在这一‘空档期’里，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病态症状。”
九十五年之后，我们似乎正行走于一个类似的空档期之中。单极时代已在持续冲突、经济冲击与新兴力量崛起的多重挤压下趋于瓦解；而多极或“多节点”时代的未来轮廓仍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依旧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其走向取决于事态演进，而非某种必然宿命。
葛兰西所谓的“病态症状”，在一个霸权国家以法律名义绑架他国领导人的阴森剧目之中体现得尤为集中：它一面披上所谓合法性的外衣，一面却回避自身在毒品扩散或权利侵犯等全球性祸患中的责任。这一过渡阶段也因而更易滋生混乱。特朗普内阁中出现马可·鲁比奥等鼓吹政权更迭的角色，正是这种腐朽的具体表征。
鲁比奥将突袭描绘为例行执法，几乎难以取信于人；那不过是陈旧的炮舰外交的现代战争版本。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正在探索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或金砖国家等替代性选项，它们承诺提供援助而不伴随入侵，但这些安排亦以各自方式形成了反馈回路，从而触发并放大了华盛顿的愤怒。
联合国原本被设想为抵御侵略的堡垒，如今却更像1945年乐观主义的装饰性遗物：它以集体安全为制度目标，却逐渐沦为演说的舞台；安理会受制于否决权机制，而其决议又屡次被强权无视。
对委内瑞拉事件软弱无力的报告员式谴责，凸显了这种制度性无能：既无紧急召集会议的能力，亦无对挑事者的实质性惩罚。面对系统性破坏只剩言辞。国际刑事法院亦呈现类似困境：它只追捕弱者，却无视权力中心的问题。沃勒斯坦曾预见到此类机构在霸权衰落过程中发生去合法化过程，最终沦为上一个时代的遗物。
这一空档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也将进一步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多极化既可能产生协作性的均衡，例如去美元化、区域一体化、以创新驱动的伙伴关系；也可能将世界裂解为相互对抗的阵营。
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韧性与印度的增长，均暗示着在一种去中心化的秩序中，不再存在单一仲裁者。然而，美国在委内瑞拉的举动，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分裂与阵营化。欧洲对委内瑞拉袭击的温吞反应，恰恰概括了这种流动性与失序感。联合国及其全部附属装置更像是一层门面。随着“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终结，空档期展开，“怪物的时代”确已降临。
万斯在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震惊欧洲，这也标志着美国在国家政策领域事实上抛弃自由主义视觉中国
自由主义事实上已经终结，它已被美国所抛弃，沦为一种组织性理念，抑或沦为一种烟雾弹。至于将出现何种“后自由主义”的制度与架构，仍有待观察。可以确定的是，当下的流动性较此前一段时期显著增强；并且，“后自由主义”的可能形态也远不止一种。
至于联合国本身，尽管中国与俄罗斯至少在形式上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但随着事态推进，俄罗斯愈发难以相信这一框架仍能长期维系。只有天真的人会相信：此时此刻，真正的治理能够在联合国内部发生。自由主义的外衣已被美国的恣意撕碎；而在多极地平线之上，则充斥着不确定，甚至可能怪诞可怖的运行轨迹。
将视野扩展至更广阔的历史图景，会使上述判断更为深刻。1945年之后，美国帝国依靠重建援助与文化输出而繁盛；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禁运与通货膨胀已暴露其结构性裂缝。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以政策与叙事掩盖了产业空心化；90年代的单极自信又催生过度自满，最终孕育出“9·11”之后无休止的海外介入。
阿富汗在2021年的崩塌、乌克兰的持续失败，均体现了沃勒斯坦所揭示的反噬机制正在运行。委内瑞拉则为这份清单再添一笔：在美国能源焦虑上升之际，一个资源丰饶的目标再次被锁定。
葛兰西的幽灵同样徘徊于美国国内：国内政治分裂加深、收入悬殊，以及一种通过对外冒险转移国内衰败注意力的政治逻辑。特朗普的“回归”将孤立主义与进攻性合而为一，恰好映照出空档期的悖论：新秩序正在艰难汲取力量，试图破土而出，而能源卡特尔、军工产业与怀旧式帝国主义的结合体之类的既得利益者却在持续阻滞其演化。
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前路并无预先注定的轨道，但总体趋势似乎更偏向升级而非舒缓。未来十年，暴力的外溢与放大可能更加显著：不仅表现为常规战争，也包括“无形之战”——网络渗透、经济围困与影响力渗透行动。
在“灰色地带”执行可以规避公开冲突的侵略的行为可能会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各地发生不稳定的肮脏战争与恐怖行动也可能增多。这并非一种主张或者倡导，而是在一个缺乏主导者的过渡期内所作的概率判断：权力真空往往会诱发机会主义。
然而，在这种流动性之中亦蕴含着机遇。多极化所具有的开放性，为多样化的政治与发展表达提供了空间：非洲对资源主权的自主主张、亚洲的技术跃迁、拉丁美洲的进步性结盟。委内瑞拉的抗拒或许会凝聚更广泛的反霸权团结，其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类比越南曾经发挥的催化效应。这个时代的可塑性，正召唤出多种“后自由主义”形态，使人们得以超越既有且日益过时的结构。
将任务表述为“做多极化的好助产士”，恰当地捕捉了当下的挑战：在阵痛之中以审慎方式加以护持，使新生秩序得以成长，而非以强力预设并塑造其结果。读者或许会自然推断稳定应当优先于动荡，但此处的重点在于此刻脆弱的开放性，而非提出规范性倡议。外交官当然可以推动降级、推进更公平论坛的改革，并促成以对话取代武力。但这些终究只是可能性，而非命令式的必然。
对唐纳德·特朗普而言，2025年原本应当预示一种凯旋式回归：第二任期将以“美国优先”的胜利叙事铺陈，边境墙加固，贸易协定重谈，全球尊重通过更具攻击性的姿态被重新赢回。
然而，现实却呈现为一串退却、失败与难堪。经济逆风持续存在：通胀在承诺迅速纾解之后仍然盘桓；供应链中断暴露出一个变动世界中的结构性脆弱；随着金砖国家加速推进去美元化努力，美元的主导性亦呈弱化趋势。
国内层面，政治僵局进一步加深，国会内斗使基础设施法案受阻，文化战争则分散了公众对不平等上升与中产阶层空心化的关注。特朗普的招牌政策同样遭遇挫折：对华关税战带来了“TACO”这一绰号；移民打击压垮了法院系统却未能遏制跨境流动；对外同盟关系则进一步破裂。
而委内瑞拉这一步棋落在美国行动的节点之上，堪称一个在内部虚弱之际对外抡拳的绝望霸权之象征。抛开自恋式的傲慢不谈，这糟糕的一年最终以对委内瑞拉的突袭收场——这是一场高风险押注，旨在展示强硬并转移国内困境。
但正如沃勒斯坦可能会提醒的那样，这种高风险博弈本身便是衰落大国的典型征候：当经济与政治处境恶化时，衰落中的大国便以过度扩张进行回应外部怀疑，而这只会令螺旋式下坠更为剧烈。这样的行动也在表明，美国未能适应后单极时代的经济现实，仍紧抱过时的胁迫工具，而非面向多极市场进行制度与技术创新。
曾几何时，美国企业主导全球价值链；而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者正在科技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加速超越。无论在国内教育与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拥抱多边贸易领域，帝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军事冒险则成为昂贵的分心之举，用以遮蔽其国家结构性腐朽。
在国内民间爆火的“斩杀线”理论成为美国这样的扭曲现实最好的注脚
而历史经验表明，使拉丁美洲陷入动荡往往会制造权力真空，并以恶性反馈回路向北回响。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干预，非但难以确保资源获取或实现遏制毒品之目标，反而可能放大特朗普誓言解决的那些危机。
历史上该地区以往的政权更迭，危地马拉、智利、尼加拉瓜都曾有过逃离暴力与贫困的难民潮，继而推高美国边境的移民压力。今日，委内瑞拉本已是数百万移民的源头；进一步的混乱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压垮本已吃紧的移民体系，并激化国内政治反弹。
与此同时，善于利用不稳定环境的毒品网络，可能在随之而来的无法无天中更为猖獗。在地区治理能力被削弱之际，它们或将向美国街头输送更廉价、更致命的毒品。这些并非抽象威胁，而更像帝国的回旋镖：对外干预终将以对内风险的形式回归。
一些观察者已将委内瑞拉行动视为对更广义金砖生态系统的间接攻击。尽管加拉加斯并非该集团的关键成员，但它与反霸权网络的结盟，它的石油、它对制裁的抵抗，以及它作为拉丁美洲反美支配的象征性坚守，使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节点。中国与俄罗斯均强烈谴责了这次干预：北京指斥其为“霸权行径”，莫斯科则称之为“武装侵略”，但中俄能采取的报复措施非常有限。
所以中俄更可能选择等待尘埃落定，并利用这一事件提醒“全球南方”注意华盛顿（以及卑躬屈膝的欧盟）的殖民反射仍在延续，以及观察拉丁美洲北部的不稳定对美国本土产生的可能反噬。这便是空档期中的一种战略耐心：低成本、高杠杆，将美国的过度伸张转化为一团自我吞噬之火。华盛顿越是试图以对外挥拳补偿衰落，就越是在加速其所恐惧的多极化进程。
美国闯入委内瑞拉并非一种具有支配性的扩张，而更像一个退潮巨像的痉挛。当单极性消退之际，多极黎明仍充满不确定性；其上阴影重重配资投资，潜伏着可能的魑魅。旧秩序正在凋亡；新秩序的形态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过渡时期的种种不确定性；而帝国的傲慢终将使其走向衰落，沦为无关紧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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